□  盧正興

今年是建黨100周年，不久前也是我入黨71周年的紀念日子。有很多紅色記憶歷歷在目，有必要記述出來，讓后輩們牢牢銘記。

我出生于1928年，1948年參加工作，1950年入黨。1952年，我從臺北鹽場開太所調到程圩所擔任黨支部書記、一長制所長。那時所里辦公條件十分簡陋：一張舊方桌、一條凳子、一支自來水筆、一個大草紙本。辦公室和臥室連在一起。

我到所里以后，因為沒有燈，一到晚上烏漆麻黑地什么也看不清。記得是老會計趙紹環(huán)同志找來一個小酒瓶，把這只酒瓶擦得透明凈亮，特意用它制作了一個煤油燈。這個煤油燈穿捻子的鐵皮管比其它煤油燈管要粗，所以點亮后冒出的黑煙特別多。這盞燈用了一年多后才換上罩燈，就是人們俗稱的洋油燈。

每天太陽剛落山，老會計就給燈里加滿煤油，天剛麻麻黑，我的辦公方桌上這盞特制的煤油燈便亮了起來，紅紅的燈火，把辦公小房間照得明明亮亮的，使我有精有神地整理工作日記，總結生產中的好人好事。有些好經驗我還把它寫成稿件寄給“淮北鹽工報”等報刊，許多文章都在報上刊用了。從此，我就一邊工作，一邊把好經驗寄給相關媒體，可謂是“長夜過春時，燈下寫文章”。任它春夏秋冬，不避嚴寒酷暑，走到哪里，就調査了解到哪里，把深情的筆觸及到哪里。鹽圩下的生活是平淡的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。晚上，我總是點著洋油燈在辦公室整理日記，寫總結匯報和其它文學稿。直到1958年，鹽圩里各戶人家才通了電，裝上了電燈。

回憶起來，煤油燈的亮度當然與電燈無法相提并論，可是煤油燈給我留下的印象怎么也抹不掉。當年鹽民的父輩都沒有文化，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出。我在煤油燈下學習、寫材料時，心里總是樂滋滋的，總想多學點知識。

1988年我離休了，搬到了城里居住，家里換過好多次臺燈、吊燈，從白熾燈到日光燈再到感應燈，樣樣俱全，現在還用起了聲控燈，晚上起床時，拍一下巴掌或咳嗽兩下，燈就會自動亮了，十分方便。社會的進步，使得用煤油燈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。然而，每每想起老會計為我制作的那盞煤油燈，總是心潮起伏，難以忘懷，將激勵著我在晚年更加地發(fā)揮余熱，為黨作貢獻。